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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我一样，阿娜贝尔也是个混血儿：不过她是一半英国，一半荷兰。如今，我已远不能像许多年前，在我认识洛丽塔之前，那么清晰的记得她的容貌。视觉方面的记忆分为两种：一种是睁着眼睛，在你的大脑实验室里巧妙地重现一个形象(于是，我看见了阿娜贝尔，像人们常常形容的那样："蜂黄色的皮肤"、"纤细的胳膊"、"褐色短发"、"长睫毛"、"美丽的大嘴")；另一种是闭上眼睛，在你眼睑的漆黑内壁上，立马唤起那个形象——完全是视觉复制出的一张可爱面孔，一个浑身披着自然光泽的小精灵(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洛丽塔)。
因此，在描述阿娜贝尔之前，请容我控制一下自己，告诉你们她是一个比我小几个月的可爱的孩子。她的父母是我姨妈的好朋友，同她一样让人乏味。他们在离米兰纳旅馆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幢别墅。褐色皮肤的秃子利先生和脂粉浓厚的胖子利太太（婚前叫范内莎·范·内斯）。我是多么讨厌他们！起初，阿娜贝尔和我尽谈些周遭琐事。她不停的捧起一手手细沙，又一次次任它们顺指缝流下去。我们的脑子都被调整、锁定到当时“欧洲聪明青少年”的模式。我很怀疑个人的一些天才是否应该被分配到如下兴趣上：“多元的可居世界”（焦耳的理论——译者注）、竞技网球、无穷大理论、唯我论等等。幼小动物的柔软和脆弱，能够引起我们同样强烈的痛苦。她想到某个闹饥荒的亚洲国家去当护士，而我则想成为一位闻名遐迩的间谍。
忽然之间，我们彼此疯狂地、笨拙地、毫无羞怯、痛苦难忍地相爱了；毫无希望地，我不得不说；因为那相互占有的狂躁只有吸收、融合彼此的每一寸灵魂和肉体方能平息；可是我们，甚至不能象贫民区的孩子们那样轻易找到机会让我们成为彼此。在一天晚上我们不顾一切地尝试在她家花园里幽会之后(这是更后来的事)，我们的隐私只限于在海滨浴场的熙熙攘攘的地方，待在他们视力所及却无法听到我们谈话的范围之内。在松软的沙地上，距离大人们几英尺远的地方，整个早晨我们都四仰八叉的躺在那儿，带着难以抑制的欲望浑身发僵。我们抓住时间和空间上任何一个天赐良机来触摸对方：她的手，半埋在沙里，悄悄向我蔓延，纤细的棕褐色手指梦游般越来越近。随后，她那奶白色的膝盖也会开始一段小心翼翼的旅程。有时，年岁更小的小孩们偶尔垒起的沙堡，能提供足够的庇护，让我们得以摩挲彼此咸湿的嘴唇；这种不解气的触弄让我们健康、却毫无经验的稚嫩身体开始抓狂，即使在冰凉的蓝色海水中，我们仍然揪住彼此，不能解脱。
在我成年漂泊岁月里遗失的珍贵之物中，有一张姨妈拍摄的快照。照的是安娜贝尔、她的父母那年夏天追求我姨妈的那个老成持重的跛脚老绅士，一个叫库柏的医生，他们围坐在路边咖啡馆的桌旁。阿娜贝尔照得并不出落，其时她正专心致志低头看着她的chocolat glace（原文法文，意为巧克力冰淇淋）。在模糊了她那份遗失的可爱的阳光中，她裸露、瘦削的肩膀和头发的那条分缝乎是唯一能清晰辨认的 (在我所记得的那张照片上)；而我坐在离其他人稍远一点的地方，显得格外突出：一个闷闷不乐、眉头紧锁的男孩，穿着一件深色运动衫和一条裁剪得体的白色短裤，双腿交叉，侧身而坐，眼睛看着别的地方。这张照片摄于那个命中注定的夏季的最后一天，正是我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试图抗拒命运的前几分钟。找了个很不靠谱的借口(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，实际上也没什么好顾忌了)，我们逃出咖啡馆，来到海滩，找到一处荒无人烟的沙地，在那里，在那垒成洞穴的一堆红石头的淡紫色阴影里，我们短暂、贪婪地爱抚了一番，某个人遗失的一副太阳镜是我们唯一的见证。我跪着，正要占有我的可人儿的时候，两个胡须髯髯的老人，海上老人和他的兄弟洗完澡从海水里走了出来，叫嚷着些猥亵话起哄，四个月后，她在科孚死于伤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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